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发动及其所导致的三元结构的生成与发展，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一个历史性阶段，是经济结构转换中的必然选择。只要准确把握其发展趋向，不断解决结构转换中的各种矛盾，那么，传统落后经济向现代经济的成功转变，就会最终在我国实现。
《博客天下》2014年第35期
中国政府网转发：破壁者 李克强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李克强选择进一步打破海内外、区域界、城乡间的壁垒，同时被击碎的，还有陈旧的观念和思维定势。
第一个任期的第二年往往特别艰难，在这一点上，各国政府都差不多。民众第一年的新鲜感即将过去，与媒体的蜜月期也将结束，所有的力量都以一种更审慎的态度，抛开领导人的明星光环，更多去考量政策本身。
年底，尤其是一个交成绩单的时候。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迎来了他总理任期的第二个年底，他就任于一个世界经济很不景气的时期，除了每一任总理都要面临的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之外，他还要做得更多一些。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复苏来说，中国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甚至被寄望成为此次全球经济复苏的“发动机”。
细数他就任总理以来的历次讲话：“简政放权”、“合理区间”、“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是其中最集中的关键词。还有许多先前从未听说过的提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
在春天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李克强提到了今年的目标：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和经济发展同步。
作为预期目标的7.5%仅比1999年的7.1%略高一点。事实上，一到三季度，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是7.4%。
“我一再讲，合理区间是指经济增长率不低于7.5%左右，所谓左右，就是高一点、低一点都是正常的，都处于合理区间。”李克强专门这样讲过多次。但即便如此，李克强并未采取大规模的“强刺激”，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放权”。
“放权”并不是无为而治，相反，这需要更坚定的决心和更大的勇气。
这既需要自信，还需要更多人的理解。历史上所有经济下行期做减法的改革，都很容易被人指责为力度不够和无所作为，这对一个政治家来说是一件冒风险的事。
在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的前提之下，李克强这一年努力清理各领域当中的束缚和桎梏，推进中国和各国的贸易合作，去各国推销中国的装备制造。对国内，他致力于拆除各省市之间的贸易壁垒、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之墙。
他很像是一个冷静而坚硬的破壁者、拆墙人。
拆贸易上的有形壁，不易；破观念中的无形墙，更难！
大中国的“CEO” 全球经济陷入不景气的时候，中国的“CEO”走在最前，不眠不休高密度出访，谈订单，签合同
当地时间12月16日下午，李克强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出席第三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中东欧16国领导人与会。
根据中国政府网的报道，这是一次不眠不休的长时间工作，李克强每会见完一国领导人，各位随行部长就会围拢过来继续商讨工作。
“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一位随行人员这样说。
此前，李克强刚刚在哈萨克斯坦参加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会议，在早餐桌上，李克强和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敲定了180亿美元的《中哈产能合作框架协议》，这份协议当中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等各个领域的合作。
两位总理都是法学专业出身，后来都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在行业萧条生意不好的时候，大多数公司的CEO都会亲自出马，见客户，谈合作，拿下至关重要的订单。
一国的“CEO”也是如此，中东欧国家和中国的地理距离并不近，但因彼此经济的互补性和契合性，双方已经不再遥远。
与地理上的接近相比，是需求上的接近让中国和中东欧国家走在了一起。
李克强在贝尔格莱德讲话时提到了这一点：
“中东欧国家经济基础扎实，自然资源禀赋好，科技教育水平高。中国13亿人口市场巨大，工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体系完备，外汇储备充足。双方完全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产业对接、共同发展。”
中国的钢铁、水泥、玻璃、电力等富余而优质的产能，需要找到新的释放出口。
如果放眼国际市场就会发现，许多国家面临着升级换代和改善交通装备与基础设施的艰巨任务，但却苦于资金匮乏。
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也需要寻找出口，使它以投资的形式得到增值。
借给朋友，让他们购买我们的产品和装备。中国输出的装备可能会使用几十年，被投资激活的伙伴们也将变成更有实力的购买者。
这是一个全新的思路，与单纯追求赚取外汇、把货币留在自己国内就算赢的旧式重商主义思路和贸易保护主义全然不同。
“将中国在高铁、核电、电信等装备制造和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原材料生产方面的优质产能与中东欧国家大项目建设的巨大需求结合起来。中国鼓励本国企业在中东欧国家就地建厂，积极参与共建各类产业园区。”李克强说。
有人把李克强的这种外交称为“装备外交”。这种合作带来的信赖能够击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
此次中国与中东欧16国领导人第三次会议形成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贝尔格莱德纲要》提到：
“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支持促进相互投资，提升经贸合作规模和水平，努力为贸易持续稳步增长创造条件。”
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是APEC和上海合作组织之外的又一个领导人会晤机制，李克强用颐和园的“十七孔桥”来比喻中国和16个中东欧国家组成的这个组织。这个比喻富有深意，单独的石拱无法建成这样一座长桥，修建于乾隆年间的这座石拱桥用17个拱形结构的联合，手牵手筑成了一架通路。
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贸易合作关系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这些国家大多在上个世纪末经历了和中国类似的经济改革。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这些国家更需要合作。
12月17日，李克强在讲话中称，中国、匈牙利、塞尔维亚三国已达成协议，合作建设匈塞铁路，力争在两年内建成一个符合欧盟标准、适合各方需求的现代化快速铁路。这是去年三国达成协议之后的最新进展，根据英国媒体的测算，这条铁路将会使匈牙利到塞尔维亚的时间由8小时缩短为3小时。
李克强强调，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可以依托匈塞铁路，并与希腊比雷埃夫斯港连在一起，打造一条亚欧海陆联运新通道。
在结束中东欧之行后，李克强马不停蹄夜航10小时抵达曼谷，与泰国“大米换高铁”的合作计划需要最终敲定。此前，因为泰国前任总理英拉被法院解除职务，泰国同中国的高铁协议和农产品协议被宣告失效。
客户有变动，如果不能跟好这一单，就会造成丢单，这个时候CEO亲自出马、冷静处理，是最好的方法。
在李克强锲而不舍的努力下，19日签署的新备忘录中,这条铁路距离由去年的300公里增至800公里,全部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标准。
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在当时和现在都被看做是意义深远的一刻。此前的媒体上，人们对入世的利弊争论不休。但在加入之后，中国人迅速适应了自由贸易的精神和规则。
13年后，中国已经在一些重要地区扮演自由贸易的主张者和提倡者，成为一个群体的牵头者和话事人。
市场经济的鼓手 中国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农业民族，义乌人送了李克强一面“鸡毛换糖”的拨浪鼓，李克强把代表着商业传统的拨浪鼓转赠给国家博物馆
11月20日，李克强来到位于浙江金华的义乌国际商贸城，此前的义乌刚刚从“双十一”的忙碌中缓过劲儿来，这是中国商人近几年自己创造的一个节日，也是异乎寻常的销售奇迹。今年11月11日这一天，天猫平台的交易总额就超过了571亿。
这一年，国务院出台的各种政策，都是在解除网络购物的各种桎梏，以及从卖家到物流快递业身上的束缚。
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老商户、创始时的股东之一何海美，为李克强送上一面象征着义乌商业传统的拨浪鼓。
何海美告诉《博客天下》，这面鼓是50年前的旧物，从一位80多岁的老人手中收购而来，“那就是过去鸡毛换糖的鼓，脏脏的，也不敢洗，怕一洗就破了。”
何海美对这样的拨浪鼓并不陌生，1978年前后，她在义乌街头卖画片儿，相纸上印着明星的头像和歌曲的词谱。
摇着拨浪鼓的老汉们买下她的画片和别人家的糖果走进乡村，被鼓声惊动的孩子们把家里杀鸡煺下的鸡毛交给打鼓的老爷爷，视鸡毛多少，从大块的姜糖上敲下来一块拿去吃，或者换画片儿去玩儿。打鼓老人们则把鸡毛分类，好的卖给做掸子的，一般的卖给做肥料的人沤肥。
这是最古老的商品经济，但在1960年代，则要冒着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没收和批斗的风险。即使在那样的岁月，这种商品交换也仍在暗流涌动。
李克强接下何海美的拨浪鼓，告诉她：“我知道，我以前也听过义乌的鸡毛换糖。”
何海美接着对李克强说：“30多年风风雨雨，在政府的领导下，我们现在的市场是全国乃至全球购物者的天堂。是我们农民创业的基地，也是全国大学生创业的基地，还是老外在义乌淘金的地方。”
李克强说：“义乌小商品是中国的名片，这个礼物很珍贵，浓缩了义乌精神，应该要把它转赠给国家博物馆。”
这是何海美对话过的最高级别的官员。1981年，卖尼龙袜子和童装的何海美攒了五六万元，却惶恐地不敢花，在街头摆摊的她可能随时都会被“红袖章”扣货或者罚款，她一度想着“算了”，准备把钱存起来，找个工作上班。
何海美用挣的钱买了一台电视机，在电视上她认识了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的脸。有一天谢书记路过附近的时候，何海美拉了几个一起摆摊的姐妹，向谢书记诉苦。
那是一波强大的力量，义乌人要富的决心推动着谢高华，在2012年，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书记曾回忆往事，当初他调研的结果是：真正“投机倒把”的小商品售卖者是极少数。为此，义乌在1982年9月放开了小商品市场。
现在这部关于针头线脑的创业史诗以这面拨浪鼓为媒介被收藏进国家博物馆。
那天，市场上的人还送给李克强一面新拨浪鼓。他们告诉总理，现在的义乌就像这面新鼓，有两只“耳朵”，一只是实体市场，一只是电子商务。
义乌国际商贸城给义乌做了一个“义乌购”的平台，让所有的实体店都有了一个自己的网店。
李克强看见这个非常高兴：“你们线下的做网店更有优势，因为你们有店面，客户更信任，你们主动应对电商挑战的态度特别好。新的东西对旧的东西可能会有冲击，但是我们不能让新的退回来，旧的形态要自我提升，跟上新事物的步伐。”
在李克强筹划的经济增长和解决就业的方案中，电商和上下游行业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在他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专门有这么两句话：
“要深化流通体制改革，清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各种关卡，降低流通成本，促进物流配送、快递业和网络购物发展。充分释放十几亿人口蕴藏的巨大消费潜力。”
在这两句承诺的基础上，国务院也确实进行了一系列调整。10月8日，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免税额从2万元提高到3万元，这对做小生意的人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李克强特地询问几位店铺老板是否享受到国务院出台的为小微企业降费清税的政策，特别是最新提到的“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免税额提高到3万元”政策。
李克强说：“如果有人来违规收费，你就拿国务院文件给他们看！”
总理拥抱了最小的网商从业者 李克强拥抱了可能是全国年纪最小的网商从业者、杨耀晖的“麻豆”儿子“小灰灰”。总理去了两家店，“第一家是B2B，第二家是C2C”
批发商童志达是青岩刘村的网商中第一个迎接李克强的人，他在阿里巴巴开店，他的客户是淘宝店主们。
童志达卖得最好的是一款收纳袋。此前，童志达在毕业后经过了做生意-上班-做生意-上班的几个来回，最近5年才逐渐找到了自己的路，他不善于做零售，直接面对客户们，批发商更对他的胃口。
“1到9月的销售如何？”李克强问童志达。
童志达告诉《博客天下》，当时已经11月，他觉得总理可能问的是农历（总理问的可能是1至3季度）。于是他告诉总理，大概已经做了900多万。
李克强和身边的几位干部交换了一个赞许的眼神。
“交税没有？”李克强继续问。
童志达有点不好意思，他持有的是个体营业执照。义乌的一位市领导赶紧告诉李克强：“我们对网商有一些扶植政策。”
李克强知道童志达的店是“B2B”，他对这个行业毫不陌生。“有些外地来考察的干部有时候会问我们一些奇怪的问题，”童志达说，“我遇到过有人问我电商和电信诈骗有什么区别。”
童志达在他的店里没有晒出李克强和自己的合影，甚至连一条通告也没有发。“对我而言这已经是一件很荣幸的事了，我们成为他关注的一个行业，我觉得不应该把他作为生意上的宣传手段，那样的话对他有点不尊敬。”
“生意还是要自己做的，我们跟零售也不一样，和总理的合影可能会给零售店带进流量来，做批发的大多都是老客人，他不会因为你跟总理合影就找你多拿一点货，他只有自己手上的卖掉才能跟你拿。”童志达说。
一个月后，义乌市青岩刘村的淘宝店主杨耀晖想起11月19日晚上李克强出现在他家门前时的场景，还是非常惊喜。之前一天，街道上的干部告诉他，可能有领导来，让他打扫一下卫生，他还不知道来的人会是总理。
李克强进门前，杨耀晖正和妻子看刚做好不久的买家秀海报。“直到被握了手才反应过来。”杨耀晖说。
他的妻子傅燕雯立刻把李克强来做客的照片发了朋友圈，当天就赢得了200多个赞。
跟杨耀晖聊了几句后，李克强点评道：“你跟前一家又不一样，他是B2B，你是C2C。”
这是两种分类，前者是商家对商家的电商模式，后者是个人对个人的电商模式。
在此前的几年里，对淘宝卖家要求营业执照和征税的说法一直在流传。
现行的解决方案是，加入天猫商城要求营业执照，而普通的淘宝卖家则并不要求执照。杨耀晖的店就是一家卖童装亲子用品的夫妻店，夫妻俩经营开店，刚9个月大的宝宝已经能穿最小号的童装了，就担任起了“麻豆”（模特）。
那晚李克强抱了这位“淘宝麻豆”界的代表。“小家伙真是个专业小模特！”临走前李克强对杨耀晖说，祝愿他的生意能从“井喷式”走向“火箭式”。
央视的镜头里收录了“小灰灰童装”的店名，这使得很多好奇的观众去网上搜索杨耀晖的店。杨耀晖店里平日的销量是一百多件，总理走后第二天的销量是平时的四倍，而“双十二”那天是一千多件。过去店里的一个美工和一个客服已经忙不过来了，他找了同学来帮忙。
总理带来了热闹和销量，淘宝店主报之以李，创造了一个新的就业机会。
“我不算做得好的，”杨耀晖说，“一年就做到金冠的有的是。”
杨耀晖是台州人，妻子是义乌人，去年从学校毕业后，杨耀晖从网上听说义乌的青岩刘村是著名的淘宝村，就壮着胆子和妻子一起过来发展。
押中了“爆款”的淘宝店会一炮而红，杨耀晖之前有一个皮带店，他在商贸城里看中的一款皮带成了爆款。
大家都喜欢，都在搜，都在买。在搜索皮带的时候，他的店排名很靠前。
“多的时候一个月有七千多条。”杨耀晖告诉《博客天下》。
热闹会衰退，爆款会成为旧款，在许多别的店上了类似的货之后，杨耀晖的利润开始下滑。
淘宝店船小好调头，杨耀晖不需要有自己的店面和仓库，几乎不会有太大的损失，他可以把拥有两个皇冠的皮带店挂起来，继续做一个新店。
“不会浪费，以后要做别的，再把那个店改一改用。”杨耀晖说。他的新店就是李克强看到的这家童装店，因为孩子的出生，他开始改做童装，他的货源来自网络，并没有从义乌本地拿货。
但是青岩刘村的环境很好，杨耀晖说：“这里民风比较淳朴。”这个村早已不是旧意义上的农村。1万多名电商从业者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快递比大城市便宜很多，而且可以拼单，需要给自家模特拍照，可以直接去商场、超市，和大城市的交通拥挤、租金昂贵相比，这里很适合作为创业者的第一站。
“我打篮球的时候遇到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店主，大家聊的都是你的店做什么，我的店做什么，去超市买东西，也会听见手机咚咚咚地响，有客人在下单或者留言，常常遇到的话题就是‘这个差评怎么消’。”
杨耀晖上个月的销售额是26万，上上个月则是22万，12月的数据还没有统计出来，青岩刘村还是一个足够大的舞台。
根据青岩刘村党支部书记毛胜平的经验，电子商务做大之后，网商往往会迁出青岩刘村。
这个标准往往是营业额够千万，童志达就面临着要不要搬出的困扰，进入工业区租大仓库的开销很大，但是青岩刘村的单元房里又有点束缚手脚。
“我们大多数的房子是旧城改造的楼房，地下一层存放货物。电子商务做大了以后，他就需要相关配套的仓储。多几个地下室放货物，一个影响发货的效率。另外一个是使用不方便，租金高。它肯定会搬到工业区去。”毛胜平见惯了创业者从村里“毕业”。不过他们未来的筹划是，把一些大的网商留住，“以大带小”，大家才更有信心。
毛胜平兼任村网商服务中心主任，这个中心是一个规模和权力都极小的“小政府”，只有四个工作人员和兼任主任的毛胜平。
“建立一个组织，让网商们有一个归属感。也方便联系，定期召集这些网商代表，开一下座谈会，这个机构就是服务于在这里经营电子商务的这些商户的。”
权力不大，但需要协调的很细碎，创业者（大多是外地人）和房东（本地人）的租房纠纷、租约期满找茬不退押金，都要网商服务中心出面协调。
毛胜平非常得意的一点是，过去，出租房屋获得收益的村民中有人也学做淘宝变成了网商,吃苦耐劳的精神没有因为生活富裕而退化，“其中有人做得非常出色。”
李克强在他的博士论文、曾经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中，曾提到了另一种可能的城镇化：
“无论通过农业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还是依靠在城市中扩张工业部门来转换二元结构,都不仅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现实的。那么,只能把注意力转向农村,就地实现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通过弱化二元结构的强度,来打破固有的平衡,形成国民经济结构的新局面。”
青岩刘村的成长和壮大似乎就是李克强多年前描绘的一种理想模式。在资金和人口聚集的青岩刘村，超市、商场都逐渐完善起来。
“他们拉了一条100M光纤。”杨耀晖说。对青岩刘村来说，网速可能是第一生产力。
毛胜平对青岩刘村发展的看法直率而豪迈：“总理来了，这个强心针打过，你们还不清醒，这要落伍了，你如果抓不住这个机会，像一阵风一阵云一样飘过去，确实对不起总理这么远跑到这里来。”
“最后一公里”，你们是传递快乐的人 李克强在谈论施政的时候借用了物流快递业的“最后一公里”概念，政府和快递业都应该是服务大家的角色
“从小处说，你们不仅创造了就业岗位，也创造了新生活；从大处说，农村的东西送到城市去，城市的东西送到农村来，缩小了城乡差距。物流是现代经济核心之一，快递是物流重要组成部分，工作虽然很普通，但很关键。你们的工作了不起！”
这是李克强在义乌青岩刘村的中通快递点说的一番话，这代表着这届政府对快递业的认识和定性。
作为一个网店村，青岩刘村有“三通一达”（四家民营快递的简称，一般指的是中通、圆通、申通和韵达，也是网商和买家经常打交道的企业）的经营点，因为量大，邮费比大城市要低很多。2009年前后，大多数民营快递公司都有爆发式的业务增长，那也正是3G推广、智能手机大范围普及、网络购物走向移动互联的时期。
当时的邮政行业一度传出要进行调整、禁止民营企业接同城50克以下的包裹的传言，这个说法也确实在某个版本的内部讨论稿当中出现过。
民营快递在当时还被看作是一种掠食者，一拥而上蚕食中国邮政的市场，但是在电商越来越深入人们的生活之后，大家都已经适应了一个被打破壁垒的快递行业。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今年1到11月份，邮政企业和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2885.8亿元，同比增长25.2%；业务总量累计完成3292.8亿元，同比增长35.2%。
这是一个蓬勃爆发的行业，可能也是李克强一年中两次考察快递业的原因。
2014年1月，李克强在西安探访顺丰速运的营业点，问他们“是不是要做中国的联邦快运”，称赞快递员“为千家万户带来快乐”。
这位经济学博士总理第一次把消费和“快乐”做了一次连线。
以往谈论经济形势时，通常仅仅会提到积累、消费，写入正式教科书的往往也是这样的词汇。
消费勾连的是“享乐”，这是一个被忌讳的词汇，购物是“快乐”的，物流快递业是“传递快乐”的行业，这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崭新的认识。
除了“传递快乐”的肯定之外，李克强给电商和快递业的松绑、减税正是给供给端的减负。
这并非就是对快递行业的保护，今年9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外资全面放开快递市场，此前中国只有三家外资快递公司。
会议决定，对符合许可条件的外资快递企业，按核定业务范围和经营地域发放经营许可。同时，在经营许可审批程序等方面也将进一步简化，推进快递与电子商务、制造业联动发展。李克强说，“快递行业对于刺激消费、带动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要通过开放倒逼国内快递企业更好改善经营管理、提升服务水平，便利广大商家和亿万群众。”
大批快递公司的进入对中国的就业是一个好消息，事实上很多快递公司在11月都要临时增加人手，还有的则会把坐办公室的管理层一起投入到前线，就像是一场决战。
在青岩刘村接待李克强的快递员范浩浩长着一张娃娃脸，却已经是快递业的老人，2007年他从老家衢州来到义乌投身快递业，2009年负责青岩刘村的业务，这是一个每年营业额增长率超过50%的行业，所有的公司都在扩张期，有的是机会。
范浩浩所在快递点的业务量在中通的义乌公司里排名第二，排名第一的是青口村快递点，不过范浩浩解释说：“他们的区域大，相当于一个镇了。”
竞争激烈的快递业里，老板可以对员工有足够的信任，如果一个快递员做得好，很快就可以被委任负责一个点，增加区域，自己挑选队伍，就像是分封制的小国，收入也会翻倍，这种体制保证了快递业的活力。
近一两年那种温暖人心的、卖萌的包裹提示短信，除了公司本身的营销策略之外，也有不少是快递员在竞争压力之下为拉住客户的自觉反应。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县与县之间的竞争，快递业的快速增长则是可以精确到公司、营业点乃至于个人之间的充分竞争。
因政府放权扫除了种种壁垒和束缚的快递业也在回报政府，尤其在就业方面，过去村里青年出来务工的首选是工厂，现在则有很多人选择进城做快递员。聪明、爱交流和富有生意头脑的年轻人在这一行能做得很好。
在今年8月，增加就业1000万的目标就已经顺利完成，这是一个可以令李克强松口气的成果。
在快递业收获的“倒逼国内企业”的经验，还将会被推广到别的领域。越来越多的狼或者鲇鱼，才能让失去斗志的行业重新充满生气。
购物的目标跨越大海 国务院对电商企业、跨境支付和海关方面的一系列放开政策，让中国人走上了海淘之路。李克强鼓励进口，并不赞成一味追求贸易顺差
一些高级食品、婴幼儿用品和电子产品，在境外购买会更加划算。在过去，这些需求是被无数的海外半职业买家或者亲朋好友，用人工的方式带回来的。
阿里巴巴曾在2010年6月进行过一次不成功的尝试，当时他们推出了一个“淘日本”的项目，但在上线2个月后就被低调关闭。那个时候没有廉价可靠的物流网络，100元的抱枕要支付200元的邮费，同卖家之间的沟通，从语言不通到思维迥异，都是未曾预料到的困难。
阿里巴巴旗下菜鸟网络副总裁万霖告诉《博客天下》：“因为消费者强劲的海淘需求，市场上各类国内外海外代购的平台一直都存在，但消费者体验很不好。例如很多网站都是全英文的，需要消费者有海外信用卡，购买下单、支付、物流转运等很多环节都是要消费者上不同网站多次分段完成。运输清关问题多，看不到包裹路径，时效难以保障，运费贵，出了问题难以追责。”
过去的海淘者还面临着海关抽查、转运公司的工作失误，普通消费者还要为A、B、C口岸代表什么、有何区别而大做功课。
“没有国家的政策，这些做法都有一点灰色，是不阳光、不透明的，没办法来保障客户体验。”万霖说。
9月29日，李克强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鼓励进口的策略：
一是鼓励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调整《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支持金融和融资租赁企业开展进口设备融资租赁业务；完善科教和科技开发用品进口税收政策，助力企业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二是扩大研发设计、节能环保、环境服务等高端生产性服务进口。三是稳定国内需要的资源进口，合理增加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牛羊肉、水产品等一般消费品进口。四是推动进口管理便利化。实行24小时和节假日预约通关，加快自动进口许可管理商品无纸化通关试点。扩大采信第三方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缩短检验检疫时间。五是搭建进口贸易平台，在公平竞争原则下，利用跨境电子商务等新模式增加进口。鼓励企业在海外建立采购网点和渠道。发展多双边贸易，拓展经济发展空间。
其中的四和五是电商大举进军境外购物领域的关键。阿里巴巴和亚马逊这样的企业已经正式开始加入海淘。这种熟悉的电商发力海淘，又进一步刺激了海淘市场。中国买家在“双十一”和“双十二”之外，又增加了美国购物节“黑色星期五”。
“我们主要有两种业务创新。通过大数据对消费者购买趋势分析可预判出的爆款商品，采用备货模式即保税进、行邮出的方式，订单未动、物流先行，消费者下单时货已经通过海运或空运备存在保税仓，大大缩短了消费者等待的时间。”万霖说。
“对于那些消费数量比较低、追求品类丰富的商品，我们用的是海外集货模式，货物在商家海外仓，消费者下单后，我们海外的物流伙伴将货物揽收至我们海外的集货仓，通过空运至国内，再对接国内的快递公司，直接送到消费者手中。”
保税区和税费的优惠是做出“海外爆款”的必要条件，尽管它仍然是境外的货物，但事实上仓库已经在各口岸的保税区中，只要办完进关手续，货物就已经在城市的郊外了。如果购物者申报为个人自用的物品，这样的进口模式只收行邮税，电商企业不需要缴纳47%的增值税。
这是跨境购物呈现井喷的关键，根据往年近100%的增长经验，今年的跨境网络购物的总额可能会超过1500亿元。
几个试点口岸对政策的理解各不一样，也没有谁对谁错之分，这就是“试点”的意义，万霖表示阿里巴巴在与宁波、杭州和广州合作，即将合作的还有深圳、上海和天津。
不同的口岸各有侧重，但本身也会形成一种竞争关系，政府、电商和消费者一起在一个全新的领域摸索出一条路来。
一些抱有疑虑的公司也在这样的局面下带着队伍重返中国，美国第二大零售商Costco（好市多）早在1999年就曾经在北京开设过办事处，但最终被迫关闭。
在听说了他们的坚果的海外代购数据后，他们被震惊了，最终把和天猫国际的合作交给了台湾团队，天猫国际招商经理冷月回忆道，她7月才带着Costco的代表来到宁波保税区，美国公司的要求是完全合法，而各方也努力解决所有的困难，经历了许多周折终于让Costco在10月上线。
在天猫国际开店的Costco，“双十一”卖出了Kirkland牌坚果90吨、蔓越莓干204吨。那一夜，海关工作人员陪着天猫国际的人一起加班。
跨境电子商务是李克强增加进口策略的重要一环，此前的1至8月，中国的进口下滑了1.1%，7、8两个月更是连续负增长。
在追求贸易顺差渴求外汇的时代，这可能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但是李克强也在努力将这一偏见打破。
在9月2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表示：“过去有人总觉得，要关上贸易大门，好像这样才能保护我们的工业……但事实上，关起门来发展的结果就是保护落后。要真正让企业‘走出去’，在开放中提高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自由贸易的好处很多，它能够激活经济，而且不会像大举直接投资那样造成无法解决的债务问题和恶性的通货膨胀。
在逐步打破旧政策的束缚和保护主义的壁垒之后，网络购物高歌猛进，为消费者省下金钱和时间。“双十一”结束之后，在央视财经频道的镜头前，对中国女性这支“买买买”大军，阿里巴巴掌门人马云正色感谢，而且为她们正名。
“这些‘败家’的女人，你们查一下统计，我没看到这个数据，但我可以保证很多女人是为孩子、为老公买的，为爸爸妈妈买的，女人挺厉害，女人比男人考虑别人多多了。”
在经济萧条期，这种勤俭持家往往更值得珍惜。
与打破国与国之间的壁垒和企业身上的束缚相比，李克强对观念上的壁垒的轰击可能才是这一年他最努力进行的事业。他提出了“负面清单”、“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的概念，三张清单的概念起始于李克强力主倡导并推进的上海自贸区，现在则逐渐会推广到广东、福建、天津等第二轮自由贸易区，乃至于全国。
法无禁止皆可为的“负面清单”列举的是企业不能做什么，此外没有禁止的，都可以做，政府的行为则被束缚在“权力清单”当中，此外政府还必须负担着法有规定必须为的“责任清单”。经过评估的上海自贸区被当做一个研究对象。
曾经担任过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深圳市市长的吴南生，曾回忆过深圳成立特区的历史，在1998年，他提到自己曾经想到过“自由贸易区”这样一个概念，但是又担心“好像资本主义摆在脸上了”，最后选用了比较含糊而中性的“特区”。
和当年的深圳类似，今天的自由贸易区是一次新的尝试，目的就是在经济发展陷入困境时能够继续坚持对外开放。
1978年以来，每当人们在对内改革上存在分歧争议时，对外开放往往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自由贸易区的一些改革措施，在当初宣布时就有些令人惊讶，比如禁止了十几年的游戏机制造业，在2013年9月被允许进入自贸区。而在2014年8月，上海自贸区官方网站公布了“索尼电脑娱乐（上海）有限公司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索尼将租用自贸区内的500平方米仓库用于游戏机的包装箱拆封、型号检验以及包装销售等，预计投产日期为2014年12月，年产量为20万台。在过去，游戏作为一种媒体，多多少少被置于灰色地带，至少有误导青少年的指控。
按照12月1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决定，福建、广东、天津3个自贸区将“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内容为主体，结合地方特点，充实新的试点内容”。
这并不是从一个自贸区到四个自贸区的简单增量变化，其深远意义在于，由自贸区探索带来的政府职能转变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当中，“增量改革”和“试验改革”被认为是两大最富有智慧的经验，自贸区的“三项清单”就像是一种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契约，在权力和市场之间划出了一条线。
从一到四，虽然谨慎，却表现得坚决果断。
李克强始终扮演着一个“剪刀手”的角色，他把那些历史上政府已经掌握的过度权力和不必要的枝枝蔓蔓一一削减，用政府的减法给企业一个清亮的成长环境。
他在世界经济异常复杂、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坚定地在市场上，与企业站在一起，冲出国境打破各种保护主义，为经济增长寻找机会，又从身边下手，对抑制繁荣和活力的各种壁垒进行破拆。（记者 汤涌、高诗朦；记者汪再兴、实习生谭畅对此文亦有贡献）
